中国名臣092
文 刘晨露
晚清时期的政坛风云飘荡,这一时期最为著名的莫过于"中兴第一名臣"——曾国藩。在同治年间与洋务运动时期,曾国藩建功无数,有后人誉之为"千古第一完人"。本文所讲述的是这盛威无二后的晚年唏嘘。在一起教案中,当时已功成名就的曾国藩却落得个"卖国贼"的骂名。这一切便要从天津的一座教堂说起。
公元1870年即同治九年,这一年的4月到6月初,在天津地区不断地有儿童失踪的案件发生,与之伴随的还有因瘟疫传染而导致的死亡。而这一切的焦点便集中于天津当地的一座教堂之上。缘何如此呢?
首先,在天主教会向来有收领儿童为他们受洗的传统。但在天津当地,人们却在教堂的育婴堂里发现了一些离奇的现象。育婴堂里的儿童在受洗之后,便没了音信。后来,有些百姓大着胆子进入教堂,在墓地中竟有数十具儿童的尸体。便谣传是教堂的修女们用儿童炼药之后残忍杀害。实际上因为天津当地排斥天主教会,没有人愿把孩子送去受洗。修女们便用一定的赏金来吸引孩童接受洗礼。此举被黑心人贩利用,将许多遗弃孤儿送进教堂。这些儿童有的先天残疾、有的身患重病,免疫力低下,加上疫病传播,使得教堂中的儿童大面积死亡。
曾国藩
此事一出,谣言便在天津地区传播开来。要知道当时天津的中外矛盾已经发展激烈。英法联军退出北京后,在天津停驻。有军队撑腰,法国人肆无忌惮,先是抢占望海楼作为领事馆,后又拆毁崇禧观改建成天主教堂。洋人的一系列行为使得津门百姓怨恨于心,仿佛一个冲突的炸药桶,一点即燃。恰巧,此时一个匪徒的供述牵扯到了教堂,更是火上添油。6月20日,当地民众围聚教堂,请求严查,但即便知县刘杰把调查结果公之于众,亦是难以平息。
时任三口通商大臣的崇厚是事件的负责人,但崇厚在与洋人打交道方面,畏于洋人势力,常常以谄媚应和。其一向示弱的表现早已印入民心,所下的命令也不能阻止百姓们的行为。围聚教堂使法国领事丰大业大怒,素来嚣张的他前来质问崇厚,冲怒之下竟要射杀崇厚。崇厚险些丧命,犹如惊弓之鸟,落荒而逃。而丰大业怒气难息,在前往教堂的路上,又与知县刘杰相理论,怒而开枪打伤了刘杰表侄刘七。旁观众人见此情形,再也按捺不住心中怒火,"众眥皆裂,万口齐腾",丰大业当场暴毙。在民众激愤之下,天津百姓再也压抑不住对洋人的怒火。暴怒地杀死了教堂的修女、神父以及中国信徒,又对天津当地的其他几座教堂大搞破坏,整个破坏行动持续了3小时。
惨案一出,中外各方势力都备为震惊。1870年6月24日,外国公使向中方提起严正抗议,并以军舰相威胁。值此关头,崇厚已然慌乱,面对如此混乱的局面,深知自身无力改变,试图金蚕脱壳。于是崇厚给总理衙门上交了一份奏折,把事件的经过原委上报,同时又推诿自己只是负责通商,没有维护治安的权责,应该由直隶总督曾国藩来处理本案。朝廷在6月23日便命曾国藩火速赶往天津调查。
而此时的曾国藩,身体状况非常糟糕。由于旧疾复发,加上身体羸弱,不仅导致一目失明而且常常头晕脑胀,连走路都需要人搀扶。当然此行不过是会同办理,对于曾氏的压力不算太大。但令曾国藩意想不到的事情却频频发生。6月28日朝廷下令,让崇厚作为出法大使前往法国调停。这就使得曾国藩的会办身份升格为总办,整个教案的罪责都压在了曾国藩的身上。在抵达天津后,曾国藩依照崇厚之意罢免道、府、县三级官员。本来他认为这些官员平时品行廉洁,不应如此重罚。其次如果真要问责,此案的最高责任者毫无疑问是崇厚。然而崇厚在朝廷有恭王庇护,曾也奈何不得。此奏折一出,朝廷方面纷议曾国藩向洋人示弱,黑白不分,地方上对曾国藩的诟病也不断流传,更有甚者以"卖国贼"之号来贬斥他。
另外,曾国藩和崇厚二在7月21日上交了一份案情的调查报告,报告中对天津当地百姓积疑成愤的原因进行了仔细分析,并详细列出五处疑点。但是在朝廷对外公开时,这五处一点却被完全略掉,于是曾国藩的奏折只剩下为洋人辩解的部分,顿时间引起轩然大波。这显然是朝廷向洋人屈服,但曾国藩百口难辨,只能感叹道"外惭清议,内疚神明"。这之后曾国藩身心俱累,病情每况愈下,在25日处理公务时竟然呕吐不止,卧床不起,暂时无法理政。曾国藩算是逃出了教案的泥潭。
精研此事,只不过是一起有待调查的谣言,却引发民众的暴乱,导致中外各方势力的缠斗。虽说曾国藩官位未受牵连,但他苦心经营一生的清誉却因这短短的三个小时毁于一旦,令人唏嘘。
津门惨案,中外怒,蛇鼠恶斗难缠。暗潮涌至,推首处,湘乡文正曾公。清议所讥,民愤难息,内疚几多愁。转瞬之间,散去傲世虚名。
试论千古完人,洋务中兴帅,盛威无二。忠君卫道,临终了,萧墙嫁祸难堪。论功赏言,修身立德者,不朽有三。人言可畏,汲汲怎却尘埃。
这首《念奴娇·咏怀天津曾公》或许便是天津教案中曾国藩的真实写照。
(编辑 景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