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传奇1
这是湖南湘西凤凰古城的一条古巷,站在巷口,可以看到“沈从文故居”的牌子,那时,心里忽明忽灭、起起落落会闪现一些词语、句子:雨、小桥、青石板、窄巷、山城、翠翠和《边城》……他用看似清淡的笔墨,写出令人心灵颤抖的故事,构筑了一个富有魅力的湘西世界!他苦苦怀念着家乡那条沅水和水边生活的人们!沱江之畔,听涛山下,长眠着寂寞一生却无怨无悔的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大师沈从文——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叶圣陶曾感慨地说过:“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
苏州九如巷张家是豪门望族,张家四姐妹元和、允和、兆和、充和的曾祖父是晚清名臣张树声,安徽合肥人,淮军二号人物,洋务派,《清史稿》有其传,曾任两江总督、江苏巡抚、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两广总督等。祖父张云端,曾任前清四川川东道台。父亲张冀牖是一位开明的教育家,深受蔡元培先生的“教育救国”思想之影响,听从蔡元培的建议先在上海办学,后举家迁到苏州。
张冀牖在苏州办学校,倡导新式教育,创办平林中学和乐益女中。 张家四姐妹元和、允和、兆和、充和,个个擅长诗词曲画。父亲当年没有给她们取莺燕之类的女孩名,每个人名下面都带有“两条腿”,希望她们将来走得远。 沈从文万万没有想到四姐妹之一的张兆和,以后会成为他的夫人。
沈从文来自风景秀美的湘西。玲珑剔透的山水孕育了他的才情,人性甜美的凤凰小城赋予他柔顺多情的个性。 这位杰出的小说家和历史文物研究家一生共出版过三十多部短篇小说集和六部中长篇小说,是少数几个拥有世界性声誉的现代中国作家之一。
青年时代的沈从文就因写过一些新潮的白话小说而在文坛崭露头角,由于诗人徐志摩的介绍,他被中国公学校长胡适聘为教师。 然而木讷的沈从文第一堂课就洋相百出。也就是在中国公学第一次给学生主讲大学部一年级现代文学选修课时,沈从文认识了来旁听他的课的“四才女之一”张兆和,并在心里有了别样的情愫。
从1929年12月开始,短短的半年时间内,沈从文给张兆和写了几百封情书。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18岁的张兆和在中国公学曾夺得女子全能第一名,她皮肤稍黑,活泼俏丽,聪明可爱,单纯任性,很多男生仰慕、追求她,她把他们编成了“青蛙一号”、“青蛙二号”、“青蛙三号”。二姐张允和取笑说沈从文大约只能排为“癞蛤蟆第十三号”。
自卑木讷的沈从文不敢当面向张兆和表白爱情,他悄悄地给兆和写了第一封情书。老师的情书一封封寄了出去,点点滴滴滋润着对方的心。张兆和把它们一一作了编号,却始终保持着沉默。后来学校里起了风言风语,说沈从文因追求不到张兆和要自杀。张兆和情急之下,拿着沈从文的全部情书去找校长理论,那个校长就是胡适。
兆和把信拿给胡适看,说:“老师老对我这样子。”胡校长答:“他非常顽固地爱你。”兆和马上回他一句:“我很顽固地不爱他。”胡适很是错愕和惋惜。事后,他写信给沈从文,“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错用情了……此人太年轻,生活经验太少……故能拒人自喜。”
后来沈从文去青岛大学教书,照样殷勤地空中飞鸿。 张兆和的家人比张兆和更早地接纳了这位文坛天才,张兆和坚如磐石的心也开始动摇起来。她自己说:“是因为他信写得太好了!”细究起来,这动摇究竟是因为沈从文文字的蛊惑力,还是因为他骨子里的善良,或者是滴水穿石的顽固,甚至他的名声、胡适和家人的认可?
1933年初春,沈从文写信婉转请二姐张允和代他向她父母求婚,说如果她爸爸妈妈同意,求三妹早日打电报通知他,好让他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张兆和的父亲本来就主张儿女婚事自理,一说即成。急性子二姐允和自己先给沈从文打了电报,电文只一个字——“允”,既表示了父母允婚,也算署了自己的名字。这份电报应该是世界上最短的电报了,而且十分绝妙,被人传为美谈。胆小的三妹兆和生怕沈从文看不懂,随后又羞答答悄悄来到电报局,递上了她的电报稿“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兆”。
1933年,沈从文辞去青岛大学的教职,9月9日在北京中央公园宣布结婚。并没有正规的仪式,新房也很寒碜,只有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送的锦缎百子图罩单增添些许喜气。但对于沈从文来说,他这个乡下人,终于喝上了爱情的“甜酒”。
婚姻生活刺激了沈从文的创作欲。“有了你,我相信这一生还会写得出许多更好的文章!”而张兆和最初甚至“连他写的故事也不喜欢读”,还觉得沈从文经常流鼻血是古怪不体面的事,她本身就如同她爱穿的蓝布袍子,不是一个特别灵动的女子,也不喜欢奢靡浮华,她更加务实。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沈从文和几个同仁一起辗转去了昆明。张兆和没有随行,在分离中,沈从文的来信很密,兆和则稀疏得多,多半是担心丈夫成为别人的负担。可见别人崇拜的文豪,在她心目中实在稀松平常。沈从文忍不住抱怨:“你爱我,与其说爱我为人,还不如说爱我写信。”
1938年底,兆和才带着两个儿子——龙龙和虎虎,赶到了昆明,却把家安到呈贡。每逢周末,沈从文才能从昆明西南联大,被“小火车拖着晃一个钟头,再跨上一匹秀气的云南小马颠十里,才到回到呈贡县南门的家。
沈从文无疑深爱着张兆和,但是他感到沉重,有压力,虽然兆和总是温言软语,但沈从文“一看到妻子的目光,总是显得慌张而满心戒备。”兆和越是沉默温柔,他越是感觉到压力的存在,他需要放松,舒展,需要别人的崇拜。 于是,沈从文的生命中有了绯闻,而绯闻的对象则是文学青年高青子。高青子是沈从文老乡,国民第一任内阁总理熊希龄的家庭教师。有一次,沈有事去拜访熊希龄,主人不在家,高青子接待了他,彼此留下很好印象。一个月后再次相见,高青子特意穿了件“绿地小黄花绸子夹衫”还在“衣角袖口缘了一点紫”,这是在模仿沈从文小说《第四》里面女主人公的装束,而这一做法也是效仿沈从文的另一篇小说《灯》里的情节。这样的慧心,自然很能触动多感的沈从文。此后的发展通过高青子小说《紫》可循踪迹,这篇小说发表在1935年末沈从文主编的《国闻周报》上。写一个男人在两个女子之间徘徊、矛盾的凄美故事,主人公有了未婚妻以后,又爱上一个叫璇若的女子。有不少人对其中的细节进行考证,小说中主人公辗转的城市上海、青岛、北京等等恰和沈从文的经历相符。种种迹象都表明沈从文与高青子的暧昧,他承认自己是一个“血液中铁质成分太多,精神里幻想成分太多”的男子,他觉得自己有能量也有能力去爱不止一个姑娘,他坦然地告诉妻子自己“横溢的情感”。
可以想见张兆和的意外、震惊和不解,当时他们的儿子龙龙刚刚出生,兆和受到很大打击,一气之下回了苏州娘家。高青子却在沈从文介绍下,来到西南联大图书馆工作,他们的交往也更加密切。然而,婚外情总是脆弱的,情感总会退潮,理性重新回归。1942年,高青子选择了退出,据说后来嫁了个工程师。
半个多世纪以后,张兆和还为这曾经有过的波澜耿耿于怀,她说高青子长得很美,为了中止对他们家庭的干扰,亲友还为高青子介绍过对象。 1946年,沈从文为纪念结婚十三年创作同名小说《主妇》,总结了自己十多年的情感历程,也是写给妻子的忏悔书。
战争末期,沈从文一家从昆明迁回了北京。1948年3月,在一份刊物中,有两篇文章严厉批评他的作品,一篇称他为“清客文丐”、“奴才主义者”;另一篇则说他的作品颓废色情,是“桃红色文艺”。这些文字想必刺痛了沈从文。沈从文患上了忧郁症。
朋友们让他在清华园疗养两个月,张兆和没有去陪他,甚至可能没有去探望过他,依旧只是书信往来。有一次在兆和的信上,他逐段加批语寄还回去,情绪极其灰暗,其中一段说,“给我不太痛苦的休息,不用醒就好了,我说的全无人明白。没有一个朋友肯明白我并不疯,”他还说,“小妈妈,你不用来信,我可有可无,凡事都这样,因为明白生命不过如此,一切和我都已游离。这里大家招呼我,如活祭——”张兆和依然只是回信,并没有动身去探望,尽管清华园并不遥远。
在沈从文忧郁症治愈以后,有好几年的时间,因为他们在北京的两处房子不在一起,沈从文每晚去张兆和那里吃晚饭,带回第二天早、午的饭食。想像在北京奇冷无比的冬天里,沈从文一边啃着豆渣、馒头,一边做学术研究的情形,让人不得不说这个女子实在冷静到了有些冷漠,甚至冷酷的地步。
沈从文在家里是孤独无助,他试图去找当时正春风得意的丁玲去沟通,希望得到她的开导。他们曾经那么密切,他也给予过她那么多帮助,可是他失望了。沈从文的儿子虎虎,跟父亲一起前往,他说永远忘不了“那暖融融大房间里的冷漠气氛”,“如同被一位相识的首长客气地接见。”孤立无援、苦闷无比的沈从文彻底崩溃了,他在家中割开手腕动脉、颈上血管,还喝下煤油,可见去意已绝。他的家人并没有发现,还是做客沈家的一个堂弟,发现了陷入半昏迷状态的沈从文,他不停地惊恐地说:“我是湖南人……我是凤凰人……”张兆和无言地面对此情此景,眼泪禁不住滚滚而下。
后来,在兆和的照料和药物治疗下,沈从文渐渐恢复了健康,这些难忘的经历使他的心灵产生了对苦难的免疫力,使他和妻子坚强地度过了艰辛清贫的岁月。
张兆和并不是沈从文真正的知音,在他声名大作时,她经常忍不住改他的语法,一度使得沈从文不敢让她看自己的文章,因为经她一改就不再是沈的风格。而当沈从文辍笔时,她又误以为沈从文“在创作上已信心不大”,是批评家的批评吓得他不敢出声。
不管怎样,沈从文只有一个写信的对象,那就是张兆和。不论她是否理解,是否同情。他称她为自己的“乌金墨玉之宝”,她仍然是他生活的支柱,他仍然对她饱含深情。张兆和始终是沈从文心目中的女神,张允和在《从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里记录过这么一幕:1969年,沈从文下放前夕,站在乱糟糟的房间里,“他从鼓鼓囊囊的口袋中掏出一封皱头皱脑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对我说:‘这是三姐给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接着就吸溜吸溜地哭起来,快七十岁的老头儿哭得像个小孩子又伤心又快乐。”
当外界环境改变,他们的境遇变好,人也已经老去,岁月过滤下来的是相依为伴。作家龙冬曾经提到他和两位老人交谈时的情景,沈从文“用力将一条腿搭到另一条腿上。张奶奶坐在旁边,几次伸手把他已经抬起的腿压下去。”还有散步时,“沈先生边走边用一只手来解开外套的钮扣,动作幅度很大地往两边敞开着”,“张奶奶生怕他着凉,赶紧为他将外套合拢,可是沈先生顽固地几次把外套敞开”,就在这种“固执桀骜与平和沉静”的结合中,信纸上的爱情走进现实生活。
但是生活上的相濡以沫,并不代表灵魂的相通相知,张兆和在1995年整理出版《从文家书》的时候,写过一段《后记》,“六十多年过去了,面对书桌上这几组文字,我不知道是在梦中还是在翻阅别人的故事。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历经沧桑后的理解和懂得,对于张兆和是幸福还是不幸呢?而她内心曾经有过的挣扎和苦楚,沈从文是不是一定理解和懂得呢?不管怎么说,他们保留着各自独立的幻想空间,相互陪伴,一起走完漫长的人生,这也是一种幸福吧!
张兆和,1932年毕业于中国公学大学部外语系。毕业后任中学教师,1949年就读于华北大学二部。后历任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师大二附中教师。《人民文学》编辑。1941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短篇小说集《湖畔》、《从文家书》等。
1988年5月10日,饱经沧桑的沈从文安详地离开了人世,把无限的眷恋留给了白发苍苍的妻子。他们几十年同甘共苦,经历了重压与磨难。2003年2月,沈从文百年诞辰纪念日刚过去不久,张兆和就去世了。她与沈从文的一世姻缘,留给人们太多感叹!
(撰文 晓曲)